晚清社会的风云人物 郭嵩焘受举国讥嘲

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， 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激烈变化，正如当时人所说，是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在西方列强与近代文明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下，中华帝国迈开了艰难的近代化步伐。

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(1840—1894)，这属于器物层面的近代化时期。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、铁路轮机和生光化电来维护清王朝的纲常纪要，即所谓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；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(1898—1911)，这属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时期。其间，无论是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，孙中山、黄兴为首的革命派，还是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轰轰烈烈的立宪派，他们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、法律、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；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意识层面的近代化。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举起了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的大旗，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反思。

郭嵩焘(1818—1891)，湖南湘阴人，字伯琛，号筠仙，进士点翰林，入值南书房行走，曾担任过苏松粮道、两淮盐运使、署理广东巡抚、诏受福建按察使，并曾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出使英法。他是近代化历程第一阶段的代表性思想家，但其思想又远远超越了同时期洋务派的“中体西用”观。他不仅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，更强调了西方政治、经济、法律制度的文明，甚至远见卓识地觉察到了道德、人心、风俗的重要。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，郭嵩焘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，而站到制度的层面，甚至更跨越到思想意识的层面上。其认识的深刻和超前惊世骇俗、振聋发聩。

鸦片战争的失败，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。他们看到了闭关自守的危机和朝廷士大夫的虚骄自大，承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。但他们认为所要学的和极尽赞赏的仅仅只是以洋枪、洋炮、洋船为表象的西方科学技术。郭嵩焘也曾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。

他第一次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和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事物，是在咸丰六年(1856年)。这年年初，他曾奉曾国藩之命，赴江浙为湘军筹款。正月二十五日，他在杭州与浙江著名学者邵位西讨论“西洋测天之略”。他对自己最近在西洋读物上看到的“日心说”颇为怀疑。在和邵位西充分交换了各自看法之后，郭嵩焘似乎豁然开朗，满心新奇无以言表。二月初五他来到上海，初七日他参观了上海洋泾浜法国人办的利名、泰兴两处洋行，看到了价格极其昂贵的风雨表和双眼千里镜。接着他又参观了领事馆的一处洋楼，他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房屋的结构和陈设，甚至记录了领事馆洋人女子的生活习惯，以及在回船路上遇到的两个“秀美”的夷人小儿。初九日他在人陪同下前往参观火轮船。他全面介绍了英国富领事轮船的结构、各主要部件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。他还不厌其烦地描述洋人款待的酒食，即便是悬在轮船两旁随风摇摆的西洋吊床也没有逃过郭嵩焘的眼睛。最后他还考察了由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，并由此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李善兰、王韬等人，觅得西人所撰《数学启蒙》和西人刊行的新闻报纸《遐迩贯珍》数部。在那里他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以及它工作的情况，情不自禁地赞叹说“西人举动，务为巧妙如此”。短暂的上海之行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虚心求教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西洋器物的赞赏。此后，咸丰八年(1858年)九月和十一月间，郭嵩焘多次与友人何秋涛讨论俄罗斯史地，并向其索要论著《朔方备乘》仔细赏读；同年九月二十五日，郭嵩焘在日记中还特别提到了魏源《海国图志》近增一百卷，以及详细介绍西洋制器之法两本新书：俞正燮的《癸巳类稿》和邓复光的《镜镜诠痴》。同治初年(1862年)，郭嵩焘在上海、广东等地，继续接触西人、西学。他从与李鸿章侃侃而谈，议论军事方略的英国军官身上看到了西洋也大有人在；他从英法联军会攻嘉定太平军，顷刻拿下的战况感到了洋人兵精器利，是为忧患；他在“得利洋行”第一次看到了碾麦的“火轮磨”和所谓“传书铁线”的电报，禁不住赞叹真是巧夺天工，称雄中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