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：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悲剧

晚清面临的危机，不仅是与列强的武力较量，而且是文化生存的全面危机。在危机时刻能否保持理性，是衡量个人能力和价值的可靠标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郭嵩焘（1818—1891年）显然是个佼佼者。

郭嵩焘是个理性兼具批判精神的洋务思想家。在对外关系中，他主张“循理”外交。所谓“循理”，就是遵循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，以“理、情、势”三个基本原则加以处置。

泼向好勇斗狠王爷的冷水

科尔泌亲王僧格林沁好勇斗狠，一度重塑了晚清八旗兵的雄风，但其率性而为的秉性也使中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。趁1859年6月16日英法军舰到达大沽口准备换约之际，这位亲王为了“上申国威，下抒民望”，竟命令“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”。毫无防备的敌舰被击沉五只，击伤六只，英军死伤1578人，被擒两名，法军死伤14人。从未取得如此胜利的晚清将士和朝廷，对此皆大欢喜。

但随僧格林沁防守天津的郭嵩焘对此却大泼冷水。他曾多次劝说僧格林沁慎言战事，说因为洋人的偶然失误而取得暂时的胜利，可能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。当时连曾国藩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反而给郭嵩焘写信，称大沽口之战大快人心。郭嵩焘坚持对外关系中要讲道理，而不是一味地蛮干。这样清醒的理性的声音，一介武夫僧亲王如何听得进去？他放胆高言道：“洋兵伎俩，我所深知，彼何足惧哉？”不过，僧亲王很快就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追悔莫及了。中国非得要经历再次的重创才能学会谈判，而主张理性的郭嵩焘当时实在显得文弱。

从“谢罪”到“东方最有教养者”

1875年，马嘉理案在云南发生，英国要求清朝派出谢罪使臣谢罪。马嘉理案是由于云南地方官好大喜功，围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英国探路队造成的。对于这样一个是非曲直明确的国际纠纷，国人多半不以为然。郭嵩焘被任命为“谢罪”使臣，兼任常驻英法公使。对这种“以夏委夷”的举动，朝廷内外一片哗然。他的挚友、晚清名儒王湘绮为此也说他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”。他家乡的愤怒学子扬言要砸了“汉奸”郭嵩焘的老家，并最终迁怒于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个和尚，一把火烧了和尚庙以泄愤。在一片怀疑和咒骂声中，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，说：“当世所识英豪，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，以筠仙（郭嵩焘的号）为最。”

的确，“谢罪”并非光彩。但是，晚清的大多数官僚士子，还没有意识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。出国考察和常驻外使节的制度，是中国顺应全球历史潮流的必由之路。在天下观念的熏陶下，国人对于触动这个敏感神经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出强烈的反感，同时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。晚清的悲剧也正在于此。郭嵩焘勇于出使，标志着他内心的觉醒和勇于任事的品格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的人格力量超越了行为的实际影响。

在英国，郭嵩焘从容地参见英国女王，没有让英国人嗤笑中国士大夫的迂腐，也没有让英国人报1793年马噶尔尼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遭受中国侮辱的一箭之仇。为树立中国外交官的形象，他对属员规定了五戒：一戒吸食洋烟，二戒嫖，三戒赌，四戒外出游荡，五戒口角喧嚷。在英国的三年间，他被英人誉为“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”。